他们出现，很快又销声匿迹，都让人有些措手不及。
　　他们的身份五花八门，公共知识分子，企业老板，下岗女工，摆摊的小贩，甚至还有差几天才满18岁的中学生。但是，在2011年的中国，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涌现，并且共同呈现了一个并不为更多国人所知的名词。
　　
　　根据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，他们不应当是新生事物。或许也算不上是。按照官方称谓，“独立参选人”一旦获得提名，应当叫“非正式候选人”。相对于正式候选人，他们没有党派或有关团体的推荐，而是需要一定数量的选民联名推荐，才有进入候选名单的可能性，当然，这种可能性最终由选举委员会把握。这类参选人过去就曾在中国社会零星出现过，并且有成功当选人大代表的先例。只是那时候，网络同独立参选人一样稀罕。网络的迅速普及，给公民精神的张扬和释放提供了重要契机。这些参选人的权利主张通过微博获得了广泛传播和支持。对于这一现象，官方与民间大概还没有成熟的思想准备。
　　许多人都完全习惯了按部就班。换届选举，每届所走程序都大同小异。当然，在今年，中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年，也注定不会有太大的不同。只是，独立参选人在这一年的集体介入，使得选举规则再度充满讨论意义。这些人以自身的行为方式，对既定规则提出了不同看法。他们尝试着自己推荐自己，希望缩短从参选人到候选人的距离，从而更加充分地主导和支配宪法赋予的被选举权。
　　但是，从权利意识的苏醒到愿望的实现，却是一段不短的路径。1987年，农民出身的湖北乡村教师姚立法，以普通公民身份自荐参选人大代表，未获成功。此后，他经历了十余年的四届选举。期间，他在工资和住房问题上遇到挫折，后又被当地教委“停薪留职”，做起了“扛煤气罐”的营生。最终，他于1998年以非正式候选人的身份，当选为潜江市人大代表，成为全国第一个自荐产生的人大代表。此后各届县乡人大选举，几乎都有若干姚立法这样的人报名参选，但最终成为姚立法者，寥寥无几。2007年，一位名叫邱先祥的湖南人在该省涟源市人大代表选举中，以非正式候选人的身份当选，但鲜为人知。
　　
　　时间走到2011年这个节点的时候，更多的人发现中国社会出现了更多的“姚立法”，其中包括人气作家李承鹏、媒体评论人姚博（五岳散人）、高校学者吴丹红、小贩楼智杭、社会公益人士梁树新…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此评价说，这是国民素质提高的表现。
　　应该说，这一现象的出现，是公民精神不断强化的必然，是公民个人履行国家主人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积极体现。而公民精神，则是国家与民族的精髓所在，是公民社会向前推进的核心动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下的公民精神，正呈现鲜明的“少年化”倾向。譬如在广州，16岁的“举牌哥”陈逸华通过街头行为艺术，逼停了预算过高的地铁翻新工程；15岁的“鲨鱼妹”邓茜元痛心于人类肆意捕杀海洋动物，而积极奔走呼喊，声音传及海内外。在深圳，18岁的高二学生刘若曦报名参选福田区人大代表，成为今年独立参选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。
　　迅速成长起来的公民精神，注定不会只停留在网络上，街头艺术上，以及媒体言论上。在一个多元的社会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与政治生活，也应当有多元的路径与之相适应。当然，打破人心所习惯的“常识”，还原为法治上的常识，注定不会一帆风顺。至少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体制对此还要有一个适应过程。正因为如此，姚立法的竞选之路才显得漫长而曲折；他当选后在人大会议上投下第一张反对票，才会成为新闻事件。
　　毋庸置疑，当下中国亟需素质过硬、民意基础扎实的人大代表。独立参选者的曲折历程更加说明了这一点。按照宪法规定的公民“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”之精神，公民的被选举权该是平等的，不该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。民意理所当然地希望代表们能充分代表自己并直接向自己负责，而官意则担心代表们同他们不合作，这种矛盾在世界各国都存在。显然，只有制度的进一步改良，才能使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步入和谐的发展轨迹，让多种不同的声音不至于沉没。
　　
　　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，托马斯•杰弗逊如是说。当下中国日益充盈的公民精神，便体现了这句话的精神。在网络世界和公共媒体上，我们随时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精神力量。不难想见，这一批自荐参选人无论所面对的结果如何，都不会寂寞。
　　因为，独立，并不代表独行。
　　当然，独立参选人所带来的效应，并非完全没有风险。如何吸取其建设性，规避破坏性，对各个地方来说，都不容也不能回避和含糊其辞。眼下，这些人的身影虽然淡出了公共视野，但是显而易见，他们并没有消失，至少公民精神还在飞。至于何时落地，是飞一会儿，还是飞很久，这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建成与之相匹配和相适应的“高速公路”。就像交通设施的规划建设跟不上车辆发展速度，就会造成堵车甚至车祸一样，公民社会的发展若遭遇瓶颈，也会出现类似情形。
　　“用选票拆除炸弹，是当前中国社会最明智的选择。”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说。
　　是的，快速行进中的中国社会，需要清醒而睿智的驾驭者，拒绝平庸，严禁“酒驾”。